新华网雅典８月１８日体育专电随笔：从纪念章的妙用说起

　　记者肖春飞应强

　　老前辈教导说，采访奥运会，要多准备几个纪念章，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。比如说，有些地方进不去，送给看门人一个纪念章，说不定就能进去了；又比如说，闯进了一些规定不能去的地方，事后被人找麻烦，再送出一个纪念章，说不定就化险为夷了。前辈们还说，很多新闻史上的名篇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　　这自然是难得的经验之谈，不过在受教之余，也产生一个疑问：纪念章真有如此魔力吗？——足以改变一些严格的条文？

　　真正采访奥运会后，才悟出不是纪念章的作用大，而是记者的地位低。

　　纪念章能够用来通融，表面上看是奥运会新闻管理存在漏洞，对记者通行的相关规定有许多模糊的地方，但仔细想来，有些规定似乎是多余的，有刁难记者之嫌。否则，为什么森严门规，在一个小小的纪念章前就“芝麻开门”了？

　　历届奥运会主办者都声称要让来宾满意，“来宾”当然有排名，放在第一位的是贵宾，比如奥委会官员、诸代表团要员和赞助商等等，他们得罪不起；第二是运动员和教练员，没有他们就没法比赛；第三是观众，他们是买了票的……如果记者有幸名列“来宾”之中，也只能忝居末位了。

　　如今奥运会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，组委会与媒体越来越乐此不疲地玩着角力游戏，而电视转播权的出售，更让平面媒体记者的采访越来越难。我们去看开幕式彩排，没人告诉不可摄影，但随手拍一张，便有警察从暗中闪出，把我们带到办公室，勒令删去照片（幸亏现在是数码相机，否则胶卷也得给扯出来），还要留下名字与出生日期。令人纳闷的是，同时留下的还有父亲的姓名。

　　奥运会上，最累的是记者。我们一位同行因为太困，在从新闻中心回记者村的班车上睡着了。这辆班车走走停停、人进人出，只有他一人沉睡着在雅典城里兜了几个小时的圈子，梦中还紧抱着相机。

　　在雅典街头，能够看到很多收集纪念章的外国老头老太太，他们的收藏累累坠坠，像件精美的铠甲穿着身上。很羡慕他们，如此简单的快乐与如此执着的悠闲。

　　我们不敢跟他们交换纪念章，我们得留着它们，放在一个随手可及的地方，随时准备堆出笑脸，奉上一个小小的“贿赂”，然后低声说：“ＰＬＥＡＳＥ……”（完）